在歷史性地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百年目標后，中國將開啟第二個百年新航程。

　　未來30年，中國的國家發展征程被分為兩個戰略階段：到2035 年，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將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作為30年現代化建設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十四五”規劃意義特殊。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辛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的全面現代化，是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樣一個更高的起點上，“十四五”規劃就是中國社會從全面小康到全面現代化的一個重大轉折。

　　隨著發展理念的演進，中國的“五年規劃”已經從經濟發展規劃演變為綜合性的國家發展規劃，規劃制定過程也日趨科學化、民主化和規范化，并形成了一套程序規范。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認為，中國的規劃堅持有規劃必執行的重信守諾，規劃的風向標和指揮棒作用日益凸顯。

　　五年規劃是推動國家目標實現的發展工具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使命性的政黨，通過兌現向人民許諾的使命來實現執政。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可以通過5年甚至更長的規劃，從長遠的利益來考量，以期實現黨所需要履行的使命。

　　1953年5月14日，中國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設定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到1957年底，“一五”計劃提前超額完成，新建了飛機制造、汽車、拖拉機、發電設備、礦山設備、重型和精密機器以及國防工業等產業部門。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石建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五”計劃實際上是中國邊制定邊執行的一個五年計劃。整個“一五”期間，計劃五易其稿。

　　然而“一五”計劃之后，五年計劃的編制實施卻歷程曲折。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武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就進入了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時代，五年計劃變成了指令性計劃。對于尚處于工業化前期的中國而言，作為計劃編制基本依據的各種資源調查和統計信息無法及時獲取，使得制定計劃困難重重。

　　用五年計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一種重要手段，其難點在于如何科學地制定國家的發展目標。從“六五”計劃開始，汲取以往的歷史教訓，計劃的目標設定趨于科學和合理。尤其是從“九五”計劃以來，規劃制定過程日趨科學化、民主化和規范化。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鄢一龍將中央政府基于五年規劃的決策過程，稱為集中各方智慧，寓科學于民主的集思廣益型決策模式。鄢一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五年規劃的決策圈分為三層，決策層指導文本起草，把握總體方向，提出意見，進行把關，并負責最終拍板決策。起草編制層集中各方意見，負責文件的起草工作。參與層則包括有關部門和地方，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門委員會成員，全國政協、智庫、公眾，作用是提供建議。

　　辛鳴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五年規劃，黨提出的是規劃建議，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再成為國家發展規劃，這是黨、政府、公眾三方合力互動，各自發揮各自的作用。

　　在馬亮看來，當前五年規劃的編制通過多方面確保其科學和民主。首先，是專家參與度高，既包括科技領域的專家，也包括政府部門的實務專家，通過專家參與來確保規劃的科學性。其次是公眾參與度高。再次，規劃在編制和征求意見的過程中，能夠盡可能廣泛地爭取各級政府部門和相關組織的意見和建議，通過幾上幾下來達成一致和形成共識，為規劃的順利實施奠定共識基礎。最后，規劃的起草、審讀、審定和研討形成了較為規范的程序。

　　受益于五年規劃編制日趨科學性和規范化，中國表現出極強的國家目標實現能力，如“十一五”規劃中的22個指標完成了20個，“十二五”規劃中的24個指標完成了23個。2018年底，國家發改委關于“十三五”規劃的中期評估報告顯示，規劃綱要提出的25項主要指標總體進展順利，2項指標提前完成，19項指標達到預期進度。

　　鄢一龍認為，五年規劃是中國推動國家目標實現的發展工具，形成了國家的目標治理體制，規劃中大量的量化指標，使得國家目標的實現路徑也進一步明確化。

　　協調計劃與市場的關系

　　國家計劃是一個復雜的經濟社會系統工程，如何協調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至關重要。

　　進入90年代，“國家計劃失敗論”的觀點一時盛行，爭論點在于市場經濟是否可以有國家計劃。1996年的世界銀行報告《從計劃到市場》對國家計劃體制給出了一個歷史性的宣判，認為國家計劃因其深層次的低效率，本質上并不可行。一些原社會主義國家取消國家計劃，開始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接軌。這些“轉軌國家”經歷了一場漫長且痛苦的“休克療法”，許多“轉軌國家”的人均GDP20年后還未恢復到轉軌之初的水平。

　　然而中國選擇的是截然不同的路徑，一方面向市場經濟轉型，另一方面又通過中長期計劃，來推進國家的發展。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彼得·諾蘭認為，前蘇聯轉軌的一個教訓是把指令經濟和國家計劃混淆了，在取消指令經濟的同時，也把計劃給取消了，而中國成功之處在于是把這兩者給分開了。

　　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場關于“計劃”和“市場”的爭論中，有人主張放棄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提法，要求在改革中加大計劃經濟的分量;還有人指責，實行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再一次強調：“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石建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的指導下，中共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

　　辛鳴認為，中國處理計劃與市場之間關系的方法就是，“各干各的事，兩條腿走路。需要激發活力的地方，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市場的混亂和無序則靠計劃來克服”。

　　在國家計劃的推進過程中，另一個至關重要的機制是，如何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鄭永年認為，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政府退出經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如今中國的市場是一個混合經濟的多元互動市場，市場的頂層是國有資本組成的國有企業，底層是由大量中小微企業構成的民營資本，兩者之間則是國資與民營資本互相合作的中間層。鄭永年用“制內市場”的概念來總結中國模式，即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這個市場不是無政府的市場，而是由一套規則組成的。”鄭永年說，在這套規則之下，三層資本各有角色分工。

　　武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作用，五年規劃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方法和手段。五年規劃既有一定的指導性，在目標上又進行滾動式的調整。政府經濟職能絕不是權力大小的問題，也不是簡單的職能強化或弱化的問題，而是政府與市場職能如何正確分工、各就其位的問題。

　　執政目標從大國走向強國

　　“十四五”規劃《建議》稿中，規劃的內容不僅僅是經濟社會發展，還包括科技創新、深化改革、鄉村振興、區域發展、文化建設、綠色發展甚至國防建設等諸多方面。辛鳴認為，五年規劃對于中國社會而言，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劃，而是從系統的角度來整體籌劃中國社會的發展。

　　從“六五”計劃開始，中國的五年計劃加入了社會發展方面的內容，計劃指標從經濟類為主轉變為非經濟類為主。“六五”計劃經濟類指標占60.7%，非經濟類指標為39.3%。而到“十二五”規劃，經濟類指標只占12.5%，“十三五”規劃只占16%，絕大部分的指標是教育科技、資源環境等非經濟類指標。

　　“十一五”將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改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石建國認為，雖一字之差，但反映了中長期規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功能定位，也反映了中國在發展理念、政府職能和發展方式等方面的變革。

　　辛鳴認為，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發展要求、發展目標、發展方式都是不同的，這意味著“十四五”規劃將是一個全新的、具有開拓性意義的五年規劃。“它將不僅僅會引領未來5年，甚至會考慮為未來15年乃至30年的發展起好步、打好基礎。”辛鳴說。

　　在鄭永年看來，“十四五”規劃是一個滿足人的全面發展需求的綜合性規劃。鄭永年認為，中國已由簡單粗放的數量型發展向質量型發展轉變，高質量發展成為中共全黨上下的共識。而規劃中曾經最重要的經濟增長目標一直在被淡化，與以往中高速發展或翻番等提法不同，“十四五”規劃《建議》并未提具體的增長速度指標，代之以全方位的發展目標。這意味著探路性的“十四五”規劃，更加靈活。

　　馬亮認為，中國各地區、各領域、各部門之間的不平衡發展是未來迫切需要突破的主要挑戰，這將是中國共產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的執政要點。特別是在脫貧攻堅的基礎上加快鄉村振興，持續縮小各地區、城鄉之間的差距并實現共同富裕，是未來執政綱領的重中之重。而創新驅動型發展將成為未來最為重要的發展模式選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目標從大國走向強國，在各個方面和領域都將迎來大發展，這些目標的提出意味著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呼之欲出，也意味著在執政理念上要更加凸顯以人民為中心。

　　“雙循環”要解決的是中國內外的挑戰

　　“十四五”規劃《建議》稿中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鄢一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雙循環”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要形成國內大市場，挑戰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擴大內需成為暢通國內大循環的戰略基點。擴大內需主要是通過擴大國內投資和消費來帶動國民經濟增長。中國消費市場體量雖大，但消費市場增長潛能仍待挖掘。2020年中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210元，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2013~2019年中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在60%左右，和發達經濟體70%~80%的水平相比，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

　　從供給和需求的關系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運行面臨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給側，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產品和服務的品種、質量難以滿足多層次、多樣化市場需求。2020年11月，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其發表的《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一文中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關鍵在于實現經濟循環流轉和產業關聯暢通。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給體系的創新力和關聯性，解決各類“卡脖子”和瓶頸問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十四五”期間被學界認為是中國的戰略機遇期，然而中國持續深化對外開放和參與塑造全球新格局依舊面臨不小的挑戰。鄭永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雙循環”要解決的是中國內外的挑戰，是如何協調內部規則跟外部規則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曉晶撰文指出，在重要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APEC、G20等，中國的影響力在近年來不斷上升，但總體上，這些國際組織與多邊組織還主要處在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主導之下，中國的融入度和話語權都還明顯不足。正因為如此，通過擴大開放提高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入度，是“十四五”期間的重要任務。（邯鄲小程序公司）

　　鄭永年認為，“內循環”不僅僅是要利用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更是要把中國內部的規則統一起來。中國一方面需要學習、消化世界上合法合理的先進規則;另一方面，在新規則的制定中需要秉持多邊主義、開放性的態度，“既要考慮中國自身的利益，也要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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